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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滁州地域文化命名浅见我爱滁州之五

文化是一个区域和城市深层次的根基。探讨滁州文化的特色,规范滁州地域文化的命名,既有利于地域文化本身的传承弘扬,也有利于树立“文化滁州”的品牌形象,有助于宣传滁州、推介滁州,提升滁州文化品位和知名度,对于推动滁州经济增长、增强综合实力、参与区域竞争、培育人文精神,作用将越来越明显。

滁州不是没有历史底蕴,也不是缺少文化传承,而是缺少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总结、提炼和培育。以滁州现有的文化命名为例,大体归纳为醉翁文化、明文化、儒林文化、孝文化、红色文化,个人以为缺少规范和严谨,理由如下:醉翁文化定义模糊,内涵不清楚;明文化的说法太过宽泛、不够精确;“儒林”二字本是明万历年间一个戏曲剧种,现在仍然是闽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所以鲁迅先生在评价《儒林外史》时指出“机锋所向由在士林”,而非“由在儒林”;二十四孝发生地不独滁州一处,代表性不是最强;红色文化的命名也需要进一步挖掘历史和延伸其时代内涵。

滁州地域文化必须是滁州地方文化的代表和精华,必须是滁州在国内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,地域文化的命名应该是滁州地域文化的科学称谓。归纳滁州人文历史,能够体现地域文化内涵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:

一是仁政文化。代表人物首推北宋欧阳修,虽然被贬来滁,但他“国恩未报惭禄厚,世事多虞嗟力薄”,放下个人恩怨,关心民生疾苦,宽简治政,倡导农桑,筑城强兵,勤勉于政事,绝不懈怠,积极追求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。“与民共乐,刺史之事也”,只有政通人和,百姓安居乐业,才能“负者歌于途……往来而不绝”,滁人出游之乐,实乃欧阳修的政绩之乐,欧阳修并非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,而是以山水为酒,陶然于苍生。

其他代表人物还有东汉时全椒长刘平,缩建城池结余官款救济灾民,引发了“正月十六走太平”千年成俗;唐朝诗人韦应物到滁州任刺史,恪尽职守,清廉正直,“身多疾病思田里,邑有流亡愧奉钱”,被范仲淹誉为“仁者之言”;南宋右丞相董槐在江州任上,说服手下官吏,破例用储备军粮救济流离失所的灾民,灾民得以重返家园;南宋词人辛弃疾出守滁州,请免赋税,恢复生产,修街兴市,奠枕忧国;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来滁出任南太仆寺少卿,辟室讲学,门生遍地,传知行合一之术,授安邦定国之策,滁州“尊阳”成街,矗立东关至今;明代滁州知州陈琏因为治理滁州有功,朝廷准备提拔陈琏到京城重用,滁州老百姓往京城上书要求陈琏留任。皇帝听从民愿,升陈琏为扬州知府,仍掌滁州政事,就这样陈琏在滁州,一任便是十九年,如此长时间在同一地方任职实属罕有,传为一时佳话;清朝全椒人薛时雨出任浙江嘉兴知县,减税赈灾,时人称颂“清官者,首推薛嘉兴”;当代挂职村官沈浩为了小岗村发展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透过跨越时代的一串串名字,体现的都是心系民生、与民同乐的仁政遗风。

二是皇城文化。代表物证是皇城四景,也就是凤阳县明中都城、明皇陵、鼓楼、龙兴寺遗址。透过华夏文明史,中华民族以汉文化立世,始于汉朝,成于唐、宋,但疆土时而统一、时而分裂,壮大形成现代格局的国家是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,而这五个朝代,除了明以外,都是游牧民族。在形成今天中华民族的进程中,明王朝穿插在游牧民族中间,奠定了当世中国的雏形。用中国现代的观点看,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萌芽,都是明代就开始的,因此明朝的重要性不管从政治上、经济上看都十分突出,这样的一个朝代,它所体现的物质文化最突出的就在都城,要认识中华民族完整的历史,明中都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个都城遗址。明中都城的建筑继承宋、元传统,开创明清新风,布局气魄恢弘,建筑技艺高超,成为后来改建南京和营建北京的蓝本,虽然历代都城都有建筑,但形成完整制度化的都城建筑是明清时的北京城,因此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国内无出其右。中都皇城沿中轴线对称布局,按“左祖右社”序列开建,这一点甚至影响到建国初张开济先生设计的,西为人民大会堂,东为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布局。

明皇陵作为明代最早建置的帝陵,借鉴唐、宋陵寝制度并加以创新,在中国古代帝陵建筑史上,开创了明清陵寝制度的一代新风,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,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。

三是士林文化。士林即文人社会团体,就是知识分子的圈子,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封建未世“士的百科全书”。以往经史上记载的大多是士林上限代表人物的精神世界,亦可称之为士人的理想层面,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,而吴敬梓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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